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以本为本”的教育方略，公司社会学系开展了“群学与生活”社科经典读书会系列活动。读书会致力于切实增强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与人文交流，提升本科生的文献阅读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亦是深入推进“以员工为中心”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举措。
第二期：《私人生活的变革》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⑧
作者：张蓝心
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择偶。书中介绍了自由恋爱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在1948-1962年期间，青年一代有独立自主的倾向。政府在公共领域率先做出改变，禁止包办婚姻，但因为村庄的排外和封闭性质，上层意志的变革并没有对下层人们产生多大影响，“当时的父母对后辈的婚姻有无上权威”；其次在1963-1983年期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此时青年人因集体活动有更多的接触，对自己婚姻的意见也逐渐占上风，但仍属于媒人介绍阶段，择偶更多表现为“心灵上的抗争”；到了第三个阶段，1984年至今爱情显得更加热情奔放，外出流动打工青年增多，也出现了私奔和同居的现象。
也有韩倩茹等多位学者将女性择偶观变迁分为“唯家庭出身论—政治标准至上—唯经济至上论—多元化要求”四个阶段（韩倩茹，2017），还有学者从物质角度划分为“物质生活困难——相对充裕——逐步充裕”三个阶段（宋健，2021）。以上学者所分析的主要影响因素均为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择偶作为主体的一种行为，自主性是在过程中体现的。学者们关于择偶自主原因的探究普遍得出与阎云翔一致的结论（田晓虹2001，罗渝川等2001）——改革开放促使择偶行为的解放。经济所有制多元化促使经济自主性增强，人们开始在意识层面认识自我，并主动在婚恋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阎云翔认为最主要原因是新的社会空间出现，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组织化(工作单位、家庭的影响）使得青年男女有机会相处，加上社会网络的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父母的经验和权威性不再像村庄中单一固定的区域一样奏效，打破费老在阐释“文字下乡”时间区隔中所言，“大家在同一环境，走同一条路，他先走，你后走”（费孝通，2007），这种循规蹈矩式生活不复存在，尤其是外出的青年人真正在行为层面实现自主择偶。
择偶自主权下放给青年一代，父母意见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青年人择偶真的更加独立和浪漫了吗？联系王青容所做的农村早婚早孕女性的困境研究可知，她们仍在框架之中，独立却依赖父母，订婚以定心，结婚以省心，浪漫开端但无法脱离束缚。而我的父母按照阎云翔的划分在时间段上属于第二阶段，当时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在婚恋上属于晚婚晚孕的“自由恋爱”型，集体时期各家经济水平类似，但在受教育程度上非传统的门当户对而是“向下婚”，父亲小学毕业当初是保安，母亲上过高中当过教师。步入婚姻前独立且浪漫，长辈并未反对，母亲也“不知怎么的就嫁给了他”，勇敢的选择了爱情，但是结婚之后并没有幸福生活，由于双方性格、学识、生活习性等不同经常爆发争吵，在婚姻的前几年尤其显著，母亲说到父亲性格的暴躁、不体贴人、孩子出生前后也不管不问，起初非常想离婚也闹了很多次，但是被周围人劝说“将就着过”，第二三胎出生后才彻底放弃了离婚的念头，独立却难逃离环境对其的压力与规训。
再联系到现实情况，随着经济发展与受教育程度提高，青年流动性增强，独立空间增加。但对于择偶却又有逃离的趋势，他们热衷于看恋爱综艺磕cp，却不愿意亲自步入爱情当中，更不用说婚育。独立却选择独身，浪漫是欣赏别人的浪漫，当代青年人初恋初婚时间越来越晚，刨去教育等外在因素的考量，也许个体内心谨慎态度下隐藏的是对完美关系的幻想与留恋，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等，真实的原因仍待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