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领航·哲思中南”精读一本经典读书训练营，由校团委、员工会与湖北省新华书店主办，7003全讯白菜团委、员工会联合倍阅·7003白菜网店承办。训练营于2022年10月开营，在前期报名的500余名员工中选拔了40余位参加后续读书活动。训练营共开展了10期读书活动，营员们在湖北省新华书店倍阅高校文化服务平台运营总监王颖超老师的领读下，对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宋朝名仕的传世佳作进行了品读赏析，并撰写了39篇高质量的读书报告。本期要展示的是PPE2101马艳玲带来的《时代框架中的抽象画——矛盾的文人》。
站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视角，唐宋时期，社会普遍崇拜由武转文。而北宋正是以“文治”胜，科举崇儒。作为北宋政治重要人物的欧阳修、苏轼、范仲淹以及王安石，都在诗词上有极高的造诣。他们有幸在北宋这个年代相遇，相互欣赏，吟诗作赋，挥发政治见解，交流人生万千感慨……而后人也有幸拥有如此闪耀且紧紧相依的群星，他们在北宋的天空，闪耀成相连的光辉。
欧阳修不算是天才，但是他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终成为受人景仰的大家。他自小受母亲影响甚大，“芦荻学书”使他养节俭的行为习惯，“修幼失父，母常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这又培养了欧阳修的宽容仁慈的个人风骨。他是古代文人的典型，外儒内雅，风度翩翩，不妒英才，不奢名利。苏轼等人均受到过欧阳修的赞誉，而欧阳修也数次在友人落难时伸出援手，可谓是重情达意。
宋初，杨亿、刘筠等人的西昆派诗文风靡天下，“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就从当时流传的诸如‘神龙异禀， 犹嗜欲之可求；纤草可知，尚薰莸而相假’的范文来看，其中淫巧侈丽的文风便可见一斑。此时，欧阳修为了扭转时风，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苏轼选拔了出来。但是这种实验性的选拔否定了多少志在功名之人的努力，他们掀起骚动，以反抗欧阳修的大改文风。“浇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或为祭文投其家”。然而，欧阳修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学术开辟了精简之风。
正式由于此事，欧阳修与苏轼“幸遇”。 苏轼在古文运动中崭露头角，并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他的文章作为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力，成为文学史上所谓苏海的洋洋大观。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宋代不可或缺的两位人物就此结缘。
我认为范仲淹比起宋代的文人，多了一份勇敢，更多了一份豪气。他不屑和那些虚伪的小人周旋。高中时我就被范仲淹的《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中的淡然所吸引。再说道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中为国为民的形象不言而喻。正如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的《范公神道碑》中所言：“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 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与范仲淹的交际再文字往来中就可见一斑。
欧阳修与王安石的交际具有矛盾性。最初，欧阳修也是被王安石的才华吸引。
欧称其“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又因他“久更吏事， 兼有时才”，欧阳修建议将其补为谏官。王对欧礼贤下士、奖掖后进的热诚和谦逊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的谢忱。这种感激之情也多形诸文字，如《上欧阳永叔书四》 表达了自己“蒙恩不弃，知遇特深违离未久，感恋殊甚”的感戴、想念之情，感慨自己所受之“推奖存抚，甚非后进所当得于先生大人之门，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欧与王在文学上相互欣赏，但是后期在政治立场上却出现了分歧。
四位文人都是由文学结缘。但是在文人治国的时代，他们都肩负着为国为民的重任。在北宋的政治博弈中，由于利益与人情的综合作用，他们失去了文学交往中的平衡，不免的发生一些政治分歧。北宋时代政治权力被层层分割，“三冗”现象严重，科举频繁使得官员数量成倍的赶超前朝，导致“冗官”；秉持着赵匡胤“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的思想，大肆征兵造成冗兵；繁杂的开支造成”冗费“。政治充斥着勾心斗角：乌台诗案、朋党之争等让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相互迫害，正是在这种政治的矛盾性中，个人选择也披上矛盾的色彩。同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们在对立的政派之争中或打击报复，或假公济私。难道文人风骨在政党之争中就要被抛之脑后吗？
苏轼自幼深受家教的感染陶冶，故而一生极喜古文，但他以“新文”取胜，这就构成了他矛盾的一个方面。苏轼似乎没有把科举取士制度与古文运动的成败联系在一起。他淡忘了自己曾以平易畅达的古文获得荣登榜首的殊遇。 他只是执著地站在守旧的立场，反对王安石的科举革新，极力倡言恢复以诗赋取士。这种社会变迁导致的个人矛盾的选择我只以苏轼为例。再谈到乌台诗案，苏轼被迫害下狱。章惇与苏轼在政见上二人如同冰炭，但当苏轼遭乌台诗案下狱后，章惇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援之以手。“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言而恶讦直也。以此为苏轼开脱。
同样的，范仲淹弹劾吕夷简，最后却夷简再入朝，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日：'臣向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最初，王安石提拔吕惠卿使其成为变法的得力助手。后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阴挤王安石。后来吕惠卿写信给退隐江宁的王安石并对熙宁末年的交恶作了反省。他说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王安石回书云：某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最终二人“相啕以湿”，冰释前嫌。
由此可见，在政治上相互倾轧是历史矛盾背景下的应然，是广大政客实现政治抱负的对抗。但是文人风骨不朽，并且在诗作、绘画等物质载体上流传于今。我们看到的诗词画作早已不是笔墨的精巧组合，而是同时代甚至跨时代的双方情感表露与思想交流，经由各朝代有识之士的情感体悟与传承，最终交由当代的情感寄托。这种流传，是中华文化的浪漫。
或许这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得以流传的原因。
本学期的读书会活动让我在大学第一次持续性的了解一个朝代，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于我而言不再是书本上辞赋的作者，通过了解他们的生平，聆听他们的得意与失意，呈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丰满的人，喜怒哀乐或是排挤遭贬都和谐的融入到文人的形象中。不同于碎片化的阅读只能满足我预想到的精神需求，这种周期较长的阅读能将我拉近书中的人物，此时，我所追求的不再是精神上所缺失的那些急需充盈的东西，而是人生阅历的铺设，是思想境界的休憩，我更愿意在午后抽身浸润书香，舍弃功利的阅读要求，沉下心来阅读经典，与纷乱的时间和解。